传奇人物———邵逸夫

1995年12月5日，江泽民主席南下深圳，会见了邵逸夫等15位香港知名人士。会见中，邵逸夫坐在主宾座。当月28日，我国政府宣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邵逸夫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97年6月11日至13日，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在新落成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国际电影展览”，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许多国家选送自己的佳作参展。邵逸夫的电影公司，挑选了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拍摄的一千多部电影作品中的八百部影片的原作和图片说明参加这次活动，以庆祝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大喜庆典。
　　邵逸夫与其他香港著名人士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在改革开放之始并不为祖国大陆人们所熟知，因为他几乎不在祖国大陆的媒体上露面。但青年学生、从事文教事业的人大都知道这个名字，这是因为他的名字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的搭配：“逸夫馆”、“逸夫楼”。这是邵逸夫关心祖国内地教育事业的表达方式。事实上，到今天，这些“楼”、“馆”在中国许多地方和大学都可以看到。
　　笔者想起这么一件与邵逸夫有关的个人往事。那是1990年，笔者去南京大学投考博士研究生，考场就在新落成的南京大学的“逸夫馆”。那时，天下着绵绵细雨，遇考不免有点紧张，但踏进南京大学宽敞的“逸夫馆”的大门，心里就宽慰多了，乘电梯升上去、升上去，来到高楼之上的考场，这里的设施，这里的气氛，都显得十分现代、流畅，是一个掌握知识的好环境。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邵逸夫与祖国内地联系在一起的恰恰是一种希望，希望青年学子求学有门、早日成才。是啊！邵逸夫本人并不从事教育事业，但他的心愿是希望青年人受到更好的、更高学历的教育，希望祖国的明天会更美好。
　　邵逸夫认为，千秋大业，教育为本。在国家教委的协助之下，自1986年至1996年，邵逸夫资助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教育事业共1000个项目，捐款总额已超过12亿港币。仅是江苏省，邵逸夫就在江苏省政府的配合之下，在数十所大中小学建盖“逸夫楼”达49座，建筑总面积达13.4万平方米。
　　也几乎是笔者在南京大学“逸夫馆”中参加考试的同时，1990年5月，中国政府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举行了隆重的命名仪式，将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邵逸夫在银海造星，又为托举建设祖国更美好明天的人才之星而尽自己所能，祖国给他将名字嵌入辽远宇宙与群星共辉煌的殊荣，这是对他的最好的表彰。
　　对于邵逸夫而言，今天，当他透过豪宅的落地窗眺望他清水湾的有亚洲好莱坞之称的恢宏的制片基地“邵氏影城”之时，夕阳的余晖把他清瘦的面容雕刻得坚韧而沧桑。是啊，这位出生于1907年的老人曾经是香港电影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现在，香港的电影业早已经是群雄竞起，逐鹿海内外了，他清楚他的香港电影霸主地位已经不再。但是，他不必为此有任何失落感，因为，他的电影业还在，他新拓展的电视业也态势良好，他的影视基业在香港这样的商业氛围中运转依然。
　　他现在的“头衔”是：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主席兼执行董事、电视企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另有许多社会职务，如香港艺术中心和艺术节主席、香港影业协会主席、香港制片人协会主席等等，别以为邵逸夫就会搞些风花雪月的艳情故事，别以为他只懂月黑风高的武打情节，他虚构电影，也参与严肃的现实政治议题，他是中国政府为迎接香港回归聘请的港事顾问。
　　要说邵逸夫，不能不先说一说他的大哥邵醉翁和其他兄长。

　　邵氏兄弟四条龙
　　邵逸夫与包玉刚是浙江宁波老乡，“宁波帮”是指宁波人善于团结在一起四海奔波经商致富。邵逸夫有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六，所以，香港的影业圈称他“六叔”。邵逸夫的创业，来自于他们四兄弟的团结一致。
　　大哥邵醉翁、二哥邵村人、三哥邵山客和邵逸夫，四兄弟的名字是那么富有士大夫情调，这是大哥给起的，原来父母给的名字反而不为人知，如邵逸夫原来叫邵仁愣。
　　长兄如父，改名有因。本世纪20年代，他们就开始“出道”了。邵逸夫的父亲原是浙江老家的一家印染作坊业主，家道富康，养着自己的戏班子，有着爱好演艺的浓厚兴趣。后来，他把染坊开到了上海，发现上海除了有戏台，还有新兴的电影银幕。邵逸夫的父亲有着宁波人十分精明的商业头脑，一下子就看中了这个初兴于上海的电影业。于是，毅然“转产”，做起了电影片子的进出口生意。当时，邵醉翁已是满嘴洋文的律师了，但对于这位宁波人的后代来说，血液中涌动的商业冲动使他砸了自己体面的饭碗，跟父亲风尘仆仆地做起了电影生意。邵醉翁似乎对电影更着迷，一发而不可收，索性自己买了一家小电影院来经营。结果，效果颇不错，邵醉翁由买卖电影片子到放电影，在干中学，最后“悟”到的是怎样拍出好的、让人喜欢的、能赢利的电影来。于是，他拉起了自己的电影制片之旗帜，成立了在中国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天一影业公司”。
　　邵醉翁很快就拍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故事片，那是出品于1924年的《立地成佛》。这部影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完全可以说是一部针对当时现实的醒世之作。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故事中的军阀因女儿之死而放下屠刀，进山当和尚去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苦闷和百姓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是邵醉翁“提介伦理道德、发扬中华文化”拍片主旨的极好体现。影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效益十分明显。邵醉翁没有小富即安，陶醉其中，而是继续扩大战果，一口气拍出了《女侠李飞飞》、《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和《孟姜女》等黄梅调古装戏，深受观众喜欢。邵醉翁自己是制片人兼导演，妻子陈玉梅领衔主演大多数片子，老二邵村人是编剧，老三邵山客主管发行，而邵逸夫，因当时还小，才中学毕业，父亲希望他能考大学，但他被史长们的拍片搞得也坐不住了，只想往片场中觅得一个“伙计”之职，干起了杂活。
　　邵逸夫就在片场中成长起来了，他肯钻研，很快，电影制片各个环节他都了如指掌且能挑得起担子来了。从摄影、编剧到导演他样样都能干得很好，邵醉翁当然是满心喜欢。
　　俗话说，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当时，上海滩上看好电影业、抢吃电影这碗饭的电影公司还真冒出了不少，大一点的公司有联华、明星。他们看到“天一公司”强劲的势头，感到生存受到威胁，于是联合了一些小电影公司如成新、友联、上海和华剧组成“六合”，结成了反“天一公司”的联盟，在上海地区及国内一些城市对“天一公司”进行铁壁合围式的围剿，凡是“天一公司”的制品，他们一概抵制不买，“天一公司”一下子被逐出了电影市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不能坐以待毙，为求得一条生路，老三邵山客想到了到东南亚去发展。他想，那儿华人众多，中华传统文化根底很厚，把“天一公司”的影片销往那儿，不悉会没有观众。大哥邵醉翁十分赞成。邵山客选择了新加坡作为落脚点，这里基本上是以华人为主的社会，有着打开电影市场的有利条件，且交通方便，有定期航班开往南洋各地，是伸向东南亚各地的据点。
　　事情并非邵山客设想的那么简单，新加坡的华人宗族观念非常强，大都是广东、福建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邵山客的浙江口音成了“不受欢迎”的印记，哪儿还有什么电影市场可供开拓。正在走投无路之际，邵山客算是遇见了老乡，这位浙江老乡最终同意邵山客在自己经营的戏院里试试运气，看看新加坡人爱不爱看电影。结果，邵山客带去的几部“天一公司”的片子大受欢迎，一时爆棚，忙得邵山客恨不得有分身之术，马上拍电报回上海，让邵逸夫速来新加坡帮衬，共闯天下。
　　那是7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邵逸夫才16岁，与三哥邵山客开始了南洋的电影创业生涯。他们几乎跑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角角落落，冒着被毒蚊叮咬的危险，挑着放映电影的担子，转战在割胶场等华人聚集地。当时还是手摇放映，他们一格格地摇着影片，也摇出了自己在南洋的事业天地。

　　勇夺电影制高点
　　邵逸夫在闯荡中很快就成熟起来了，用抢占市场的眼光来看问题。他发现，尽管自己在南洋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影业基础，挂牌成立了“邵氏机构”，但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比，人家已经是有声电影了，而自己则还停留在无声状态，自己没有占领电影的制高点，长此下去肯定要不战而溃退。不能拱手让出自己的地盘，邵逸夫内心有着强烈的紧迫感，拍自己的有声电影，不被时代抛弃。邵逸夫决心已定，马上付诸实践。
　　这时的邵逸夫，已经跌摸滚打出一身电影制作的真功夫，观众喜欢什么，习惯什么样的拍摄技巧，他心中一本帐清楚得很。于是，他高价请来了奥剧名伶薛觉生来担任主演，自己担任制片和导演，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观众如潮，处处爆满。这部电影为邵逸夫大规模进行电影制作轰开了道路，影片成本1万元，仅在广州一地的放映收入，就达60万元。得了收益留了名，邵逸夫还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开山祖式人物。那时，邵逸夫才20岁整。
　　对于精明的生意人来说，是不会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中的。邵逸夫主要是抓两手，一手是抓娱乐业，一手是抓电影业，到30年代后期，他已经在南洋各地建立了139家电影院和9家超大型游乐场，财源滚滚，事业兴旺。
　　日本侵略战争爆发后，“邵氏机构”在南洋的产业惨遭日寇践踏，损失惨重，邵逸夫以前的下属，出来为邵逸夫说话求情，邵逸夫才被放了出来。
　　抗战胜利之后，邵逸夫才恢复旧业。数年之后，他和三哥邵山客在南洋的发行网已经建立得非常牢固，影院达到200多家。这时，扩大制作电影的规模以满足增大的影片需求量，则成了邵逸夫优先要考虑的事情，于是一批制片厂成立了，其中有大哥在香港成立的“天一港厂”，有邵逸夫在南洋成立的邵氏兄弟公司。
　　50年代，香港得历史之机遇百业兴盛，电影业也不例外，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1957年，邵逸夫正式移师香港，那时他已是50岁之人，却要为开辟新的生存天地而搏命。他想到，要在香港站住脚，要占领香港的制高点，要双管齐下，建立自己的影院和出品自己的影片，而后者难度更大，关键就在于自己的影片在制作上要胜过对手，而制作电影的基础就是要有硬件，于是，他买下了清水湾的地皮，建造了令世人为之瞩目的东方好莱坞影城。
　　在邵逸夫到香港之前，香港的电影院分高低两个等级，西方的电影在高等级影院放映，香港的电影在低等级影院放映。邵逸夫不信这个邪，他不相信自己的电影征服不了香港。作为制片人，邵逸夫自己担任过编剧、摄影和导演，对电影各个环节了如指掌。因此，他懂得用什么样的编剧、导演、摄影师和演员来实现自己的意图。他的魄力也吸引了不少有志者来一展鸿鹄之志，很快就拍出了像《江山美人》这样的打进高级影院的好片子。该片由李翰祥导演、林黛主演，获得亚洲影展的最佳影片奖，使香港观众欢欣鼓舞。邵逸夫再接再厉，又拍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一批古装戏，千古绝唱，经邵逸夫通俗易懂地一演绎，顿时风靡香港和东南亚，引得观众泪流涟涟，不看则已，看了还想看，有一位老婆婆，竟连看了一百场。
　　爱情戏是邵逸夫抢占香港电影市场的第一法宝。在香港观众被邵逸夫搞得昏头转向，悲天怆地之时，邵逸夫又转向了武打片的拍摄。因为他知道，观众总会喜新厌旧的，要赶在观众前面“引导”观众，抢占制高点。他拍出了《大醉侠》、《独臂刀》、《金燕子》、《十三太保》、《少林五祖》等武打片，出来一部轰动一部，一部又一部地刷新了票房纪录。
　　如果要问邵逸夫，他拍的武打片哪一部最光彩照人，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天下第一拳》。是啊，这部片子使邵逸夫回想起来依然兴奋不已。他说：“现在人人都以为李小龙的戏是香港打入国际市场的第一部，其实第一部打入国际市场的是我的戏，那就是罗烈主演的《天下第一拳》。在美国，350间影院一齐放映，我连拷贝都要赶印1000个，这部片子是当时美国七大卖座片之一。”而且，西方对中国武术经久不衰的疾迷，就是从邵逸夫的这部片子开始的。这之后，才有李小龙的横扫天下的无敌拳脚功夫。

　　从“失败”看成功
　　邵逸夫的“精”，在电影圈中是遐迩闻名的，有胜算，也有失算，且看看他的失算，仅举数例。
　　当年，李小龙尽管不定期默默无名，但他毕竟已经在美国开设了武术馆，颇有一点知名度，深信自己的实力，便毛遂自荐地找到邵逸夫，想在邵逸夫手下获得电影上的成功。邵逸夫对这位拍过一部电视剧《青锋侠》的年轻人是喜欢的。不过李小龙尽管还没有在演艺界成功，但也不是自卑之徒，率直地向邵逸夫开出每部片酬一万美元的价格。邵逸夫对李小龙竟敢开出如此价码来心里十分不快，只有我开价，哪有你这个毛头小子来定价的？为了杀一杀李小龙不知天高地厚地傲气，邵逸夫找人对李小龙回话说，只有每部2500美元这“一口价”。结果，李小龙掉头就走人，被邵逸夫的竞争对手嘉禾拉去。结果，李小龙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唐山大兄》创下香港350万票房的历史纪录，把邵逸夫的纪录远远地甩在了后头。之后，李小龙的《精武门》创下香港400万票房，《猛龙过江》创下500万票房，《龙虎斗》横扫香港不说，仅在美国的票房就达300万美元，当李小龙在银幕大施拳脚之时，正是邵逸夫的票房萎缩又萎缩之时。邵逸夫活活地把到手的肥鸭给放跑了，搞得邵氏制片机构内一片抱怨之声。
　　邵逸夫手下的笑星许冠文曾经以《大军阀》一片为邵逸夫带来400万的票房，不免居功自恃。一天，他拿来一个剧本，找到邵逸夫，邵逸夫一看，本子相当精彩，凭他老到的眼光，知道拍出来肯定能获得大架报。他正要称赞许冠文，谁知许冠文竟提出与邵逸夫合资投拍平分利润的建议来。邵逸夫哪能容忍这样的事发生，又不便发作，就故意指着本子说：这也能拍电影？我看这本子糟得不能再糟了。结果，许冠文弃邵逸夫而投嘉禾成了李小龙第二。这部名为《鬼马双星》的片子，创下了香港电影史上830万票房空前纪录。邵逸夫被对手嘲笑为“捉到鹿却不懂脱角”。这些失算，积少成多，也导致了70年代后期，邵逸夫渐渐不敌嘉禾局面的形势。到80年代中期，电影只是邵逸夫庞大的商业活动中的一个分支了，不再占有主力军地位。
　　他和他的兄长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4个第一的历史纪录：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拍摄影片1000余部，为中国所有电影制片厂之冠；拥有最多的影字，最高时期达200多家，为中国私人拥有量之首；建造了亚洲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被誉为东方私人拥有量之首；建造了亚洲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被誉为东方的好莱坞。显然，商场就是战场，就有对手，就有围追堵截，就没有轻松日子好过。对于邵逸夫而方，重要的不是死守一块地盘，而是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地盘，开展商场游击战。早在60年代后期，他就看出电视将是今后市民文化的“主旋律”，于是就开始着手进行电视业。1967年他名下的“无线电视”正式启用，他手下的影业人才也大都随他转向电视制作。他制作的电视剧成了香港市民的新宠。他的电视业，始终处在香港的龙头位置，直到90年代，他的电视业地位依然很巩固。同时，他在地产业、银行业等方面均有不俗的表现，仅地产一项，就遍布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他名下的各种大的公司有40多个。老而弥坚，他的产业多元化的发展，使他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所以，邵逸夫还是当之无愧的成功的商业巨头。
　　今天的邵逸夫，当然是有许多成功之道留给人们回味。他曾说过，要想成功，每个人必须努力赶上时代，认真工作，全力以赴，贯彻始终。首先，作为电影制作大王，他对本行十分精通，电影的各个五一节他都能拿得起来。其次，他始终强调电影的娱乐功能，强调贴近观众。第三，他懂得适时改变，顺应潮流，领先一步。电影是他从事了大半辈子的事业，也是他成功的基石，但在形势已变的情况之下，他及时把自己的主要力量从电影制作中撤了出来，去开发新的行业，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对于这位90岁的老人来说，他庞大的商业舰队并不需要他来亲自掌舵，他已经退居二线了，他的两个儿子和三哥邵山客的孩子，在第一线冲刺，他完全放心于他们的能力，他自己现在关心的只是怎样“花钱”，把所得回报给社会、回报给祖国。1987年，他开始向内地捐出第一笔教育款项1亿港币，帮助内地10所大学兴建图书馆或科技馆，它们是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北京师大、浙江师大和西南师大。邵逸夫的捐赠项目重点在内地的师范学校。他说：“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要快，尤其是培养师资刻不容缓，一个先生可以教50个学生，10个教500个，这样的作用就大了。”所以，当大陆又有一批“逸夫馆”耸立起来时，人们应该想到，这是一位老人勤劳创业的结果，是爱国热情的必然。95岁的香港影视业巨子，年内出资设立国际性年度奖项“邵逸夫奖”，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截至今年1月，仅捐赠中国大陆教育事业即近24亿港元。